“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是广为人知的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用这段话来形容宋朝，特别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僧尼显得尤为贴切。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佛家管束无比松弛的环境中，僧尼的生活被灯红酒绿的市井俗华所洗礼，纷纷挣脱清规戒律的教条，一路唱响“不务正业”的时代强音。除了研经布道外，在僧尼身份的外衣下，他们拥有十分丰富的社会角色：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志愿者，还有广交士大夫的诗僧、书僧和画僧，更有一群僧尼，他们放浪形骸，超越了世俗的道德底线，为人贻笑和不齿。

【宋】刘松年《醉僧图》

熙熙攘攘为利往：“全民皆商”时代的僧人

北宋蔡襄曾说过：“凡人情莫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这反映出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再以经商为耻，而是希望通过经商发家致富。于是，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下海经商的浪潮。寺院中的僧人也成为商业浪潮中的弄潮儿，据宋人庄绰的笔记《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甚至于在远离中央朝廷的广南地区，经商的大多是僧人，他们因经商而致富，而且由于僧人是允许娶妻的，所以当地的妇女也都嫁给了僧人。

古往今来，金融业都是最挣钱的买卖，自然少不了僧人的身影。全国的许多寺院都开设了“质库”，有点像现在的典当行。东京相国寺首当其冲，而且是其中最财大气粗的一家。宋人刘道醇的《宋朝名画评》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商人刘元嗣花费白金(注：即银子)四百两买下了王齐翰的十六幅《罗汉图》，后来将这些画质押给相国寺普满塔院中的僧人。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鄱阳一带寺院的僧人整日忙于发放抵押贷款，全然不过问禅律，其中永宁寺罗汉院，“萃众童行本钱，启质库，储其息以买度牒，谓之长生库。”度牒是唐宋时期官府颁发的出家人凭证，永宁寺刚出家的少年把本钱充入质库，然后利用发放贷款后的利息向官府购买度牒。

除了质库生意，僧人们还经营房地产租赁生意。宋代的寺院往往规模都很大，除了供僧人使用外，还能空出许多空间作为“邸店”，既可以作为客栈使用，也可以作为商铺和仓库对外出租。许多读书人在参加科举考试前常年寓居寺院，一来僧舍清静，二来租金便宜，三来有些寺院还有大量藏书，比如司马光《涑水记闻》中所记载的李择：“少读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士人进京赶考的时候，也会寄宿在寺院中，《苏轼诗选·苏轼年谱简编》记载，苏轼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就曾投宿在东京城外兴国寺的浴室院。当然，对于像东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还有许多在京城任职的官员一辈子都买不起房，于是也常年租住在寺院开设的邸店中。

除了质库和房产租赁的大买卖，僧人们也会经营一些利润高的买卖，比如化妆品。爱美的宋代女子会在脸上搽一种美白粉，这种粉由铅白和香料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在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就记述了广西僧人制粉的情形：“西融州有铅坑，铅质极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声天下。桂粉旧曾僧房罨造，僧无不富，邪僻之行多矣。厥后经略司专其利，岁得息钱二万缗，以资经费。群僧乃往衡岳造粉，而以下价售之，亦名桂粉。”那里有铅矿和干净的水源，所以造出的美白粉驰名天下，造富了一方僧人，后来被官府盯上了这个好买卖，每年连同利息能挣两万贯钱，可见十足的暴利。

除此之外，僧人们从事一般性的商业活动更是不胜枚举，有些甚至突破了传统看来的清规戒律。比如相国寺有一个名叫惠明的僧人，他厨艺高超，而且特别会做烤肉，在烧朱院开了一家烧烤店。宋人张舜民《画墁录》中有记载，“相国寺旧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杨大年与之往还，多率同舍具飱。”北宋文学家杨大年还在太学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带着同学一起到这里烤肉。因为受到了士大夫们的喜爱，所以这家烧烤店远近闻名，以致于原来用作烧制朱红颜料的“烧朱院”被戏称为“烧猪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