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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昶砚专访:关于文物鉴定访谈

来源: 华夏收藏网 2018-11-02 11:31 访问手机端

文物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历史遗迹,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扮演者重要的见证者和传承作用。针对中国文物鉴定业发展问题,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当代文物鉴定专家、书画收藏界的大师级人物盛昶砚先生,一起来探讨关于中国文物鉴定业的话题。

盛昶砚,文博研究员,中华文化促进会文物与传承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收藏家协会民间文物研究中心景德镇基地顾问,全国专业人才储备工作委员会文物鉴定评估师导师,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顾问。

主持人:盛老师,今天很高兴您能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盛:主持人好。

主持人:盛老师认为文物鉴定该作何论断?我国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障碍有哪些?

盛:说到文物保护这一块,必须涉及文物鉴定。而若要谈及文物鉴定,总会有行业人跳出来说,这是“真品”、“赝品”、“仿品”;那是“捡漏儿”、“打眼”;还有“专家”、“行家”、“眼学”、“科学”等等。对于收藏者来说,说的再多,终究结果只有一句话:“你的藏品是假的,我的东西是真的!”但是对于鉴定专家来说,也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过眼的不会有错,他看的东西,可就难说……”等等诸如此类的行话。

在以上问题讨论中,不凡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论述与见解,于是便有了“国宝帮”、“文博帮”、“考古派”、“实战派”等所谓的文物鉴定行家。而伴随着诸多斗智斗勇行迹的出现,收藏反倒成了“江湖事”。这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国人站在一旁,内行的看道道,外行的看热闹。除此之外,文物鉴定市场监管尚不完善,文物市场乱象丛生,真伪莫辨、这些都使得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遇到了前进的障碍和困难。

主持人:坊间流传“国宝帮”,对此盛老师如何看待?

盛:提到“国宝帮”其实是近年来流行于收藏界的一个新名词。它泛指民间收藏古董重器的人群,其特点是言必称“国宝”,行必藏“国宝”。

据了解,刚开始“国宝帮”是“考古派”和“文博派”(国家文物、博物、考古单位的专家学者)送给民间收藏者们的雅号,但是后来,乡野收藏大众不忌讳专家们的嘲讽,干脆以此称呼独树一帜,自嘲嘲世,对抗以故宫博物院专家为首的“朝廷重臣”。

后来,又有一些“实战派”专家(有国家授予专业职称或鉴定资格的市场专家)也陆陆续续加入了“国宝帮”的队伍,为民间收藏家鉴定藏品、释疑解惑。这样,本来已经热闹非凡的收藏天下就更加三国鼎立,烽烟四起,只要有什么大型活动,就势必会引发一场口水战。

主持人:关于“国宝帮”有过哪些惊人的行动呢?盛老师给分享下。

盛:“国宝帮”最惊人的事件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捐献事件中。据悉,2009年7月2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一场名为“国宝献汶川”的高规格爱心捐献活动正式启动,捐宝者大多都是“国宝帮”重要成员。

自打08年汶川大地震以来,虽然说类似活动一场接一场,早已为民众司空见惯,但是这次捐献仪式的规格之高——国家级的会场、国宝级的藏品、国家级的鉴定专家——还是引起了大部分中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二十多家新闻单位都派出了精兵良将入会报道。新浪网负责全程现场直播。

参加捐赠仪式的国家相关部门的新老领导以及中国文物鉴定界权威人士等诸多名老专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文物捐献者也出席了捐赠仪式。

据了解,事后经调查后得知:此次“国宝献汶川”爱心行动,缘起四川收藏者伍义江。今年5月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时候,69岁的伍义江老先生为支持灾区重建,把自己最珍贵的一件文物——清乾隆珐琅彩“花熏冠架”捐赠给汶川县。伍义江老人说,之前曾有人出价千万要购买这件藏品,但自己坚辞没卖。

虽说百废待兴,资金缺口相当大,但出于对混乱的文物市场有所了解,接受捐赠方的汶川县政府对此态度谨慎。为了稳妥起见,特意派了一位领导带着这件“宝物”去了北京,找到多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并请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科学检测实验室等单位对这件文物做了“物理检测”,结果均被认定为“真品”。而且,专家们认为这件捐赠品的市场估价,可参考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以1.2亿港币成交的花石锦鸡纹双耳瓶,还有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以1.6亿港币成交的杏林春燕图碗。

 

 

主持人:如此宏大的“捐赠事件”,后续如何?

盛:这件事之后,汶川县政府才于5月10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在当天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汶川县政府的意料。媒体报道后,此事在文物收藏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汶川县政府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文物收藏者的电话,藏家们纷纷向汶川县政府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珍藏的国宝级藏品,支持汶川灾后重建。藏友们的热情,让正在为重建所需的巨大资金缺口而焦虑的汶川县政府领导看到了某种希望。汶川县委常委向记者透露:“县上灾后重建任务很重,资金缺口很大。受灾损失是643亿,中央专项资金对口支援等等资金全部加上,资金缺口还有100多个亿。我们接到这些东西,说实话对汶川来讲价值不大,必须要把它变现。变现之后用于灾后重建才有价值。”同时相关人士还认为:“对于捐献者个人而言,变现是有很大难度,但是通过政府行为,变现就会容易许多。捐给我们过后,我们通过宣传造势来把它变现。”

主持人:那这些国宝最终有没有变现呢?

盛:对此汶川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组建了“国宝献汶川”活动组委会,联络各地的文物收藏家,号召并发动全国的文物收藏者和企业家来捐献或购买文物。后来,此活动还受到在“国宝帮”中极有影响的研究者的支持,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民间收藏者纷纷将自藏的重器拿出来捐献汶川。紧接着,国内几名著名鉴定专家还无偿、义务对捐赠藏品进行甄别和鉴定,并逐一出具鉴定报告。

主持人:“国宝献汶川”捐赠仪式,主要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呢?

盛:为了感谢全国民间收藏者对灾区的爱心奉献,汶川县政府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国宝献汶川”捐赠仪式。会场上,66件准备捐赠给地震灾区汶川县的珍贵文物一一呈堂,让到场者惊羡不已。其中有:“鬼谷子下山”纹元青花大罐、直径1.8米的明代宣德年釉里红大盘、宣德五彩鱼藻纹70厘米的大罐、明永乐年间的铜鎏金三世佛、清乾隆珐琅彩“花熏冠架”、清乾隆年间的粉彩1.4米直径的瓷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鸟尊……内行人都清楚,这些珍品每一件都堪称国宝、价值连城,单是那只“鬼谷子下山”纹元青花大罐,几年前就曾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相当于2亿多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有人做过估算,就藏友们捐出的这66件国宝,假如全部变现,怎么地也能给汶川的灾后重建增添几十个亿的援款,这对于地方财政还有100多个亿资金缺口的汶川县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

主持人:据说,此事后来有了新的风波,盛老师给讲讲?

盛:据了解,从捐赠仪式的第二天开始,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雅昌艺术论坛等网站上,出现了大量对“国宝献汶川”活动的质疑声。只要看一眼文章的标题,大致上就可以了解那些声音所代表的观点:

“国宝献汶川,还是‘洗白’赝品?”(《南方周末》)

“假国宝献汶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腾讯论坛》)

“国宝献汶川是地摊货?”(《世界日报》)

“本世纪最大的捐赠欺骗,假国宝捐汶川!”(雅昌艺术品论坛)

“谁在为‘国宝献汶川’做鉴定?”(《南方周末》)

……如此种种,责难声一时间铺天盖地,更有网民将此次捐献活动比作“三聚氰胺有毒奶粉”、“又一个周老虎”。

在众多吐口水的人群中,更有资深鉴定专家质疑此次捐献的“国宝”中,有些物件在生产工艺水平上为当朝所无法达到,诸如直径1.8米的宣德釉里红大盘“闻所未闻”;还有专家在过目“国宝献汶川”的图录后,对其中一些捐赠文物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性意见,“它的晕散问题完全解决了,这个都超过康熙的水平,根本就不是宣德的东西”、“这个元青花……(摇头)”

主持人:关于“捐赠文物”是真是假,行业人士作何论述?

盛:据了解,此后相关人士又对此次活动专家鉴定小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咨询,专家们对自己义务鉴定的文物真实性坚信不疑,对大部分捐献者的良好动机也表示肯定,但也没有谁能够对所有捐献物品全部保真。

更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专家人士认为:“捐赠品有些质量还是不错的,有些甚至是国宝级别的,也有假的,但是收藏家不知道是假的,他认为是好的,这也是一种爱心。”该专家还认为:“市场现在有很多新出土的东西,文物鉴定委员会往往是根据之前的标准,所以往往给人家否定了,不一定对。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迟早会被证明的,只是目前还做不到。”同时,业内人士对那只争议最大的明宣德年釉里红大盘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没有见过那个1.8米的大盘子,但是据我所知,那个时候是可以生产出这样的东西的……”

原国家鉴定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博物馆顾问人士认为:“这次捐献的几十件物品大部分都是真品,有不少还是精品,要去国外竞买价格会很高。”老先生还对此次“国宝献汶川”活动所引起的风波感到伤心和不理解:“持宝者无偿捐献、专家们义务鉴定,大家都是一番好意,想要为灾区重建献一份爱心,怎么就会弄成这个样子……”

主持人:对于“出口转内销”的商代青铜器,盛老师如何看待?

盛:关于“出口转内销”的故事听说了几件。据报道今年6月,在南方某省一位富豪收藏家家里有一组3件套中国早期青铜器,一只斝、两只爵,品相完美,从器型、材质和制作工艺上看,最晚也能到商代。青铜斝与青铜爵并行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那一时期的青铜器胎质薄,而且工艺简单粗糙,除开少量乳丁纹外,多无花纹。从器型上讲,目前能见到的斝要比爵少得多,外加这只青铜斝除开有乳丁纹和几道玄纹外,还有几个圆型装饰图案,非常稀少,所以越发有收藏价值。

其收藏的故事情节富有戏剧化,据说“那还是06年的事。一个河南人,听说老板舍得出大价钱买古董,就拎着1只蛇皮袋,装了3样东西来到这间办公室。他磨磨蹭蹭地把东西放在这张桌上,让那个河南人开价,他先是伸出5个指头,一看,500万?心想,按照主动上门的买卖规矩,砍下一半再打个6折,顶多花上100万就可以一窝端了。于是,该人伸出1个手指,准备他再往上抬一点,120万左右成交。谁知道那人憋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10万块钱太少了,最少得30万’——好家伙,把他的报价多加了一个0,幸亏我们用的是手指头,而不是嘴巴!”

“到了北京,专家只朝这些东西看一眼,手都不用上,说:‘仿品。铜锈是沾上去的,包浆是用熬制的草药煮出来的……这几件东西要对,得值多少钱呀?那年纽约苏富比上拍了一只商早期的青铜爵,还是素面的,成交价就达到80多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就是600多万哪!’”

“后来,那个河南人一听专家说一只青铜爵在外国就卖了600多万块钱,眼睛瞪得有灯泡那么大,说了声:‘哎呀我的娘啊,这东西那么值钱呵?俺还不知道呢!专家,你能帮俺拿到外国去卖了不?卖了钱俺们分成,您一半,俺一半!’看样子那小子是个新手,自己刚刨出来的货。专家不屑一顾地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见过多少东西?更别说你这样的低仿品,哪一天不帮人看上几十件?’”

“还能从哪里?出口转内销呗!08年,去美国帮老板买东西,又在拍卖行碰上了这‘3件套’。该人跟拍卖行的人说,‘你们上当了,这3件东西在国内见过,是赝品。’人家不高兴了,拿出3个国家认账的鉴定单位开出的科技测试报告单,还有两家权威鉴定机构给出的专家鉴定报告,结论完全相同,跟我当初的结论一模一样——商早期的青铜礼器。他们换了一样说法,‘公元前1775-1885’。打电话请示老板,但没告诉他就是一年前看到的那几件东西。买了。因为是一次性捆绑买了10几件东西,拍卖行帮忙从中撮合了一下,场外议价成交,大概便宜了百分之二十吧。

该人没直接回答问题,只是拿起那只青铜斝,点出一处指甲印让我看:“这是第一次见面时我抠下来的,试验土锈是否用强力胶沾上去……”

像上面故事中主人公所遇到的那种由于鉴定失误而导致文物外流的事件绝非个案,而且,更多的文物跨出国门后就再也难觅踪影,永远消失在异国他乡。一位“老海关”曾向记者透露:“这些年由于鉴定失误混出海关的文物不是小数字,你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海关的战绩,查扣了多少多少走私文物,其实那些数字只是挂一漏十,你可以去算算。我们经常会遇上这样的尴尬,有些重要文物流散到国外被曝光,后来一查,它就是以现代艺术品的名目大摇大摆出海关的。大家看了报、看了电视,只会大骂我们海关无能、腐败,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往往也是代人受过!”

有个“老海关”讲了个故事:“前两年,有个香港人用集装箱装了十几个石头佛像,接到报告后我陪同一位外请专家去鉴定,我虽然不是专家,但在海关搞的时间长了,对一些东西多少有些感觉。我提醒专家说这些石佛像看上去老气,专家轻蔑地瞧我一眼,说:‘老什么老?你都看得出来还要我们这些专家干什么?这种东西潘家园西面院子里一搬几大车,都是从河北、山西那边拉过来的!’后来,我在网上看到,那些石佛在纽约拍卖行被拍卖了,成交价好几百万呢!领导说,你别没事找事,兴许那些东西跟你看到的不是一回事。专家鉴定还不如你?”

由于鉴定失误,多掏了几百万元钱,海关“捉放曹”让国家多流失了一批珍贵文物,这些事不大也不小。近年来在打击文物犯罪方面出现一些鉴定环节导致的法律尴尬,更加让人心惊肉跳。如:2003年发生在北京的广西农民李广球“汝瓷诈骗案”,由于专家和鉴定机构对交易品真伪的意见相佐,导致涉案农民无罪被拘,几乎家破人亡;2005年发生在北方某地的农民走私国家一级文物获罪,但因赃物真假有争议,当事人被关了4年最后无法定罪;还有2006年发生在湖北的国际快运“网上走私国家重要文物”案,当事人因文物真假莫辨而在生死线上荡秋千……

主持人:对于文物鉴定的失察,盛老师认为有哪些不利影响呢?

盛:文物鉴定的失察,还直接威胁到我国文物业的基础。据调查,在各级博物馆都会发现存在误藏赝品的记录。而且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不少公立博物馆的藏品中,赝品比例要占5%以上。更有许多博物馆由于患有“赝品恐惧症”,甚至干脆拒绝接受所有来自民间的捐赠文物,导致这些文物转落市场,迅速流失。凡此种种,给我国的文物保护、甚至是国家文化资源安全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主持人:盛老师认为中国鉴定界存在哪些问题呢?

盛:目前中国鉴定界存在着两种通病:一是世界观上的崇洋媚外,按照洋拍卖行的成交价评估文物价值,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二是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只有XX件”的理论就是这种逻辑诟病的集中体现。“汝窑瓷器只有78件”、“宋代钧瓷只有200件”、“红山古玉只有200件”、“元青花只有300件”等等。

同时,最坏的事情还在后面,这些荒唐的理论被以“权威”的方式发布后,受到国内收藏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追捧与滥用,于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公式诞生了——“理论权威”+“收藏大家”=“绝对真理”。在这个公式的误导下,元青花的300件指标早已被洋人和国内少数博物馆以及“收藏大家”们瓜分,民间一有出现,必然会遭到“统统地——枪毙!”。

主持人:“只有XX件”确实给中国文物鉴定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盛老师对此如何看待?

盛: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XX件”差不多成为文物圈内的笑柄,专家们似乎也不怎么再去钻那个牛角尖儿了。但是尽管如此,中国文物鉴定界失察于“形而上”的“鉴定大法”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善,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形而上”的鉴定模式始终占据着国家文物鉴定界的主流地位。不管是什么门类,专家们的鉴定秘诀不外乎把所谓的形、纹、工、材放在首要位置上,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很少有人会去理会在那些精美古物的“形之外”,原创者们进行艺术创作时的原始动力和情境中个性化的审美趣味,从而在比较中识别仿造者于急功近利心态下所留下的怯痕,更不谈在光影线条之间去体会和感受今人无法模仿的古老中国艺术哲学,以及在这种哲学影响下所抽象出来的各类艺术作品之“神”,进而识辨当今那些所谓高仿品的“丢魂落魄”之作。

其实对于目前眼学所依据的所谓形、纹、工、材,已经不是什么难题,用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扫描、绘图、配料、复制,早已将“形而上”的眼学鉴定法蜕变成为市场游戏中一个个黑色幽默式的喜剧情节,就在专家们振振有词地开具文物鉴定证书的同时,那些腰缠万贯的文物造假者,在密室里兴高采烈地交换着专家们“打眼”的笑话。即便是我国最权威的眼学鉴定机构,也正在受到高科技制假业的严重挑战。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藏友为了一件文物做年代鉴定,同时请了3位国家鉴定级专家到场,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分别给出鉴定结果。第一位专家看过物件后,得出结论:从器型上看应该是“明代作品”;半小时后,第二位专家到场,仔细看了看颜料、雕工、人物服饰等特征,然后签写鉴定结论:“……系清代一般文物”;又过了半小时,第三位专家来到现场,看完后哈哈一乐:“这是什么文物?赝品!潘家园遍地都是……”请注意,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全都是“重量资深级鉴定专家”。

主持人:在中国被人称为文物专家的大致有3类人,盛老师认为有哪三类呢?

盛:目前,大众已将文物专家分为了三类人,究竟是哪三类呢?据我了解,第一类是出身于北京琉璃厂的一批老人,他们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从解放前开始,就在古董店当老板或帮人收货卖货,解放后,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被聘用到国家文物局或下属文博单位、各省市文物局或文物公司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积累了较强的实战经验,在圈内被称作“实战派”,其中也不乏成为国之大家者,如公私合营后进入故宫的陶瓷大师耿宝昌、孙瀛周等人;而第二类人为“学院派”,他们大多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大学以上学历,有的还与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专家,如已故的陈万里、冯先铭先生等人有着师承关系。这部分专家大多分布在故宫、国博和各省市文博部门,有的在大学任教;第三类人被称作“考古派”,顾名思义,指的是从事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近年来,市场太火,他们不得不频频被请出“冥界”,来到人间鉴宝凑热闹。

主持人:关于这三类人,他们对彼此又作何评价呢?

盛:说来也很好笑,据说有记者采访者三类人,得出如下的结论:

“学院派”说:“什么实战派,都是一群没文化的店小二,连三皇五帝夏商周都搞不清楚,还能给人识朝断代?看什么什么真!那些考古队的人则看什么什么假,只会认坑!你不相信就把他们自己挖掘出来的东西换个地方放,他去看了同样说是假的!”

“实战派”说:“他们(学院派)只会搬书看物,不知道作假的人也是按照书本上写的内容去仿造!看来看去他们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谁比谁高明?那些考古队的人跟普通民工没什么区别,只会跟在盗墓贼的后面捡破烂,能认得出好东西来?”

“考古派”来得更加干脆,他们说:“什么学院派、实战派,都是一帮赝品推销员!靠开鉴定证书骗钱!”

尽管各界都有“同行是冤家”这一说,但记者倒是觉得他们把该讲的话全都讲尽了。

主持人:盛老师认为应如何看待中国的文物鉴定专家?

盛:应做到真正准确看待中国的文物鉴定专家,应当划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5年以前,当时中国的文物市场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仅有一些国家特批的国营文物公司,经营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各地“破四旧”、抄家流散到社会上,被文物部门收购或保管起来的一些无主物品。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实战派”负责收购、保管社会零散文物;“学院派”则负责清理、著录各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同时还负责一些文物期刊的编撰工作;那个时候“考古派”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田野考古和对少数由于各种原因暴露的古墓进行发掘、整理发掘报告。简而言之,在那个阶段,中国文物专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保管、解读一些已知的文物,而且那种意义上的解读,多半仅限于制作展览卡片和说明书,所以很少会出错。

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以后,中国的文物市场开了闸,拍卖公司、各种名号的跳蚤市场铺天盖地而来,赚钱效应很快催生了文物制假、盗墓盗捞等行当,大量的出土文物、文物仿品和赝品充斥各地文物市场。这样,社会上开始出现专职文物鉴定公司,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文物专家理所当然地成为抢手货,充当那些社会化文物鉴定机构的骨干力量。刚开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低劣赝品,当然逃不出专家们的法眼。可是到后来,问题出现了:随着造假者的知识化和仿古手段的高科技化,我们的专家越来越气力不支、招架不住,渐渐败下阵来。原因很简单,他们缺少知识创新能力,同时加上受主观或客观条件所限,很难对原有的经验进行更新,审美水平仍然停留在对过去他们所见到过的那部分旧物的浅表认识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出土文物,许多都是他们前所未见未闻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形而上”地视之为“赝品”、“假古董”。而面对那些形自他们所编著的图录,按照他们撰写的“鉴定方法”去配方、做旧的高科技仿造品,他们反倒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熟识如故,断为文物珍品。

主持人:对于我国现有的文物鉴定体系,盛老师作何感想?

盛:我国原有的文物鉴定体系,似乎已经走近穷途末路。至今为止,我们未能建立一门能够解读历史、诠释古代遗产的中国文物学,甚至连一部像样的文物鉴赏著作都见不到,更不谈能如同广大收藏者所期望的那样,制定各个门类的文物鉴定标准,倒是大量混淆视听的“鉴宝秘籍”遍地都是,每天都在误导着名利场上的芸芸众生。另一方面,现有能用于文物鉴定的科学测试项目,只是借用相近学科的某些仪器设备和手段,适用范围很狭隘,而且由于许多文物类别都没有建立相对完整的数据库,所以这样的“科技鉴定”基本上与“眼学”相差无几,对于送检文物,只能给出“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仅供参考”等等模棱两可的报告,加上检测者良莠不齐、居心不一,所得结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眼学”和“科学”鉴定的同时失灵,不止是贻误市场秩序,还严重阻碍了我国考古学的进步。如今的考古挖掘,只要现场未能保持原状,就会引起各路专家们的口水战,陷入“不可知”的泥潭。而猖獗的盗墓贼们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手下留情,给我们留下多少完整的古墓和遗址。

也许,对于高科技制假者来说,没有不可复制的物质,只有不可复制的灵魂。而我们中国的文物鉴赏家们,很多人却恰恰只能停留在世俗的物质时空里,无人能靠近我们祖先博大精深的艺术灵魂。

主持人:再次感谢盛老师接受本次专访问题的回答,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拜访您?

盛:非常感谢,随时欢迎,要讲一点我所讲的只是我个人观点,仅代表我个人的认知和见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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